在疫情肆虐的两个月里，高德红外盈利超过5000万元。2003年全年，高德的测温产品占据了国内95%的市场份额。
2003年2月14日，大车小车在武汉江夏区排起了长龙。恰逢情人节，货车司机们期待的情人节礼物很简单——他们盼望江夏区盐业公司能够多卖点食盐给自己。
南边的广东出现了“怪病”。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这种“怪病”极易传染、原因不明、无药可治，但有一些“偏方”可以对付它，例如食盐里的碘元素、中药冲剂板蓝根和据称有杀菌功能的熏醋。
不仅是武汉，黄石市居民在2月13日的半天里抢购食盐500多吨，洪湖、石首各抢购300多吨，均相当于当地一个月的食盐销量；咸宁单日食盐销售量飙到1600吨，是全市居民两个月的消费量。
医学专业技术人员紧急在报纸上澄清“食盐防治肺炎”没有科学依据，属无稽之谈；湖北省盐业公司也发通知要求各地盐业部门对不法商贩抢购食盐、哄抬盐价的行为予以打击。
在面对未知时，人们的选择充满消费主义的后现代色彩——花出纸币可以为迷茫的人类带来极大的心理慰藉，尽管他们只是一轮轮流言的受害者。
堆在厨房调料柜角落的几袋食盐不是什么神奇的护身符，一旦市场上的食盐价格回到正轨，这些白色晶体粉末连半点囤积居奇的投资价值都不具备。咸涩的滋味只能在未来的烹饪中慢慢消化。
39岁的黄立没有抢购食盐，他想要购买的东西比食盐更加难以获得。为此，他正陷入一场艰难的谈判。
黄立出生在西安，从6岁开始在武汉生活。黄立的父母原本在汉阳一家军工厂工作，部队的福利、工资待遇都十分好，但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申请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黄立先后就读于华中工学院附中和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一直在“华工系”读书，直到1987年研究生毕业。漫长的成长经历足以让黄立培养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1999年，黄立辞去了体制内待遇很不错的工作，用全部积蓄30万元创办了一家名叫“高德电器”的企业。在2003年之前，高德电器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专注于电力系统。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输电网络的安全，运营人员经常要对输电设备测温，但高压电线不能用常规的方式来进行测温，红外测温便成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2003年，黄立羽翼丰满，决定专精于红外测温设备的制造，公司随后也改名为“高德红外”。
当时市场上红外探测器技术被美国、法国垄断，要想生产红外设备，只能从国外进口，每次最多进口几十个，并且还要经过法国三个政府部门长达半年的审批。购买量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黄立在2002年末把法国一家红外探测器件生产企业的销售总裁请到武汉当面谈判，终于，对方同意一次性出售给黄立1000个器件。当时，红外测温设备只能应用于锅炉、高压线等工业领域，缺少更日常的使用场景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销售渠道受限。若不是因为非典疫情，1000个器件足够高德红外消化一段时间。
然而疫情猝不及防地袭来。2003年3月，来自法国的1000个器件运抵武汉；同时，黄立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武汉市疾控部门，对方希望调几台红外测温设备过去。此时香港已然浮现了疫情扩散，新闻媒体报道中每日增加的确诊人数证明这不是一场远在天边的公共卫生事件，它随时都有可能蔓延到每个人的身边。黄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边嘱咐工厂开始昼夜不停地加班生产，一边联系法国公司，要求追加订单进口更多设备。
黄立的迅速反应为阻击非典疫情立下重功。2003年4月，高德红外成为首都机场唯一的红外测温设备供应商。黄立还记得产品的精确性能：“把红外摄像机对着人群拍摄，哪怕是隔几百米，一秒钟之内都能测出谁的体温有异常。”随后，高德红外的产品向全国铺开，在大部分机场、码头、火车站等重点区域使用。黄立认为高德红外在非典疫情中异军突起是运气。——如果不是高德红外恰好在疫情来临前“攻略”下稳定的原件供应商，在红外测温核心技术遭遇技术壁垒的情况下，疫情监控网络很难快速建立起来。
在疫情肆虐的两个月里，高德红外盈利超过5000万元。2003年全年，高德的测温产品占据了国内95%的市场份额。
1988年，曾在武汉大学和上海科学院进修化学专业的罗秋平决定下海创业。1992年，一个新的洗涤剂品牌“蓝月亮”在他手中诞生。进入21世纪，罗秋平面临着丰富产品线的压力。究竟什么样的日化产品可成为消费者日常所需，从而带来新一轮的增长点？经过思考，罗秋平选择推出一种中国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品类——洗手液。
传统上，中国人更加习惯用香皂洗手，洗手液想要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与蓝月亮同时进入洗手液市场的还有两个竞争品牌，几年下来，二者双双放弃，只剩罗秋平在苦苦坚持。
非典疫情暴发后，人类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视达到了近似恐慌的程度，共用香皂易引起交叉感染的弊端也终于为大众重视。为了抗击疫情，蓝月亮决定向一些公共场所捐赠洗手液，这一举措帮助蓝月亮积累下产品知名度，迅速成为洗手液领域的领军者，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市场的消费习惯。
对于武汉市民而言，他们更熟悉的日化产品是两年前大街小巷的广告位上经常能见到的“卓尔洁神”。今天的人们从“卓尔”二字就能看出这一产品出自阎志的手笔，但那时候，大部分人既不知道卓尔是谁，也不知道阎志是谁。
21世纪初，以广告业起家的卓尔面临转型压力，开始多元化尝试，其中便包括在日化领域的探索。2001年，卓尔注册生物科学技术公司，推出以“卓尔洁神”为名的消毒洗洁剂等多款快消产品，以地毯式广告“轰炸”市场。卓尔长于策划营销，阎志更是因为成功帮助白云边酒业扭亏为盈被誉为“策划少帅”，然而“卓尔洁神”收到的市场反应平淡，产品积压在仓库里找不到销路。一年后，阎志对于生物科学技术的热情消退，转而寻找新的方向，昙花一现的广告了无踪影。
2003年，非典疫情让“卓尔洁神”柳暗花明。市民们疯狂抢购超市货架上能买到的一切清洁除菌类洗涤剂，“卓尔洁神”的库房几天内被一扫而空。峰回路转的局势给“卓尔洁神”的产品线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有一个细节可以印证“卓尔洁神”在卓尔集团发展史上的定位：在库存积压被市场消化后，面对供不应求的局面，卓尔并没有乘胜追击重启日化类产品的生产。市场有市场的热闹，但公司从管理层到执行层的头脑早已冷静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有了戏剧化的结局，“卓尔洁神”也是企业多元化道路上的一次败笔。
武汉人民包容了卓尔的失败，阎志也欠下武汉市一个人情——这个人情他会还的。
位于武汉西南方的仙桃也因为非典疫情的来袭而变得热火朝天。这一个故事同样要追溯到十多年前。
1986年，仙桃的一家国营编织厂从武汉一家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个日本订单，要求他们用无纺布制作便携袋。
当时仙桃没有几个人知道无纺布是什么，此时全世界的无纺布消费量为110万吨，正处于一直增长的上坡期。日本人开出的订单金额不小，让仙桃人有动力去市场上对无纺布做一次充分的调查。制作无纺布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经过化工处理后，这些高度聚合的有机物具有透气、柔韧、价格低、循环可利用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广东、江浙一带已经有无纺布布料的制造商，仙桃的编织厂从江浙购入无纺布，做成便携袋后卖给了日本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来自无纺布的甜头。
由此开始，来自国外的订单慢慢的变多，仙桃也相继出现了专门做无纺布制品加工的企业和家庭作坊。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时，无纺布已经成了仙桃的一大传统轻工产业。
无纺布是制作口罩的材料之一，非典疫情暴发后，国内口罩订单飞速增加。仙桃市的无纺布企业夜以继日地加班，大批厂房灯火通明。
在非典疫情的影响下，2003年，仙桃无纺布产值达到8亿元；2008年的禽流感疫情过后，仙桃的无纺布产值已经接近60亿元。虽然仙桃的无纺布产业逐步扩大，产品也从低端的“三大件”口罩、鞋套和工作帽转向医疗防护、航空内饰、婴妇用品等高端市场，但由于品牌意识的缺失，大多数工厂依然做着贴牌代加工的工作，而品牌的培育才是一家公司被市场认知前要做的最漫长、最复杂、高投入的工作。
比仙桃人更早意识到这点的是黄冈浠水人李建全。1991年，从体制内出走的李建全在珠海创办了稳健医疗。到21世纪初，“稳健”慢慢的变成了全球领先的医用敷料品牌。
2003年的非典疫情将香港变成了一座被阴霾笼罩的苦痛之城，病毒在这座城市先后造成1700人感染、229人死亡，旅游业受到重创，经济亦呈现萧条之势。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香港口罩供应的稳定，在无纺布口罩价格涨至3元时，李建全坚持将稳健医疗生产的口罩以0.55港元一只的价格出售给香港医管局，并且持续供货1000万只。同样地，稳健医疗还向深圳以0.6元的价格供应口罩约2000万只，帮助市场稳定供给和价格。
比起稳健医疗集团在行业内的地位，如今的年轻人更熟悉的是集团的子品牌“全棉时代”。这个2009年创立的品牌从经营销售的方式上贴近年轻花钱的那群人，树立了清爽的品牌形象。
此后，稳健医疗集团两条腿走路，分别用“稳健”和“全棉时代”两个品牌，在各自的垂直领域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像稳健医疗集团这样子就能够实现清晰的品牌塑成和由产到销的全产业链建设，这是仙桃的大部分无纺布企业至今仍然需要苦苦探索的。
2003年4月之前，SARS病毒还没有蔓延至湖北。直到4月20日。这天，黄冈收到了一份来自公安部的紧急传真：北京一名受感染患者李某患病前曾在黄冈停留。紧绷的神经终于听到了警铃，黄冈迅速将与李某有过接触的人一一列出排查。
4月17日，李某曾感到身体不适前往黄冈市中心医院内科就诊，接诊医生张宏在第二天慢慢的出现头痛、高烧、全身无力等症状。接到传真后，张宏被隔离会诊。最终，张宏被确诊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成为湖北省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
与此同时，病毒也悄悄潜入了武汉。4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谭传凤教授入住武汉市传染病医院，10天前，他在北京出差时感染SARS病毒，成为武汉市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
非典疫情早期，连医护部门都只有少数的防护意识。在北京人民医院，发热病人被集中到一处天井集中输液，病人在局促的屋子里交叉感染，中央空调又将病毒传到医院各处。这座医院遭遇了人类与SARS病毒最大也最艰苦的遭遇战。从2003年4月5日开始，这所医院共有220人感染，这中间还包括93名医护人员。
4月下旬，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刚刚在3月份的“两会”上出任负责外贸商务、公平交易以及卫生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卫生部部长，组织领导全国“抗疫”工作。在这位武汉“铁娘子”的领导下，敢于进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得到重用。钟南山建议，北京的医疗力量不应各自为战。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昌平小汤山建一所定点医院，集中收治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时的北京已经处于一种恐慌的情绪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入疫区，原本车水马龙的大街，麻雀能恣意地落下歇脚。虽然有市委市政府命令在前，建筑商也退避三舍，不愿参与定点医院的建设。更加紧俏的是人手——为了躲避疫情，许多来京务工的建筑工人早已离开了北京城。
2003年是十堰人刘合炳来到北京的第17个年头，从学徒工做起，此时的他已拥有了一支建筑施工队。刘合炳和他的兄弟们取得的成绩十分亮眼——位于王府井的君悦酒店便是由这个团队施工完成的。2003年，君悦酒店工程荣获“鲁班奖”。4月23日，得知政府建设小汤山医院的消息，刘合炳连夜找到担负此次建筑任务的六家建筑公司领导，主动请缨上阵。对于用工紧缺的局面，他提出，工程要多少人、要什么工种，建筑方只管提，他去协调工人，决不会说一个“不”字。为了赶工，刚刚作完保证的刘合炳叫上木工、瓦工、水暖工、油工连夜开进工地，400人的团队日夜不休奋战在小汤山建设现场。
仅用了7天时间，4月30日，25000平方米的小汤山医院正式建成。随后，北京的疫情得到非常明显控制。
刘合炳的团队享受到了时代的回报：在变革与建设中的北京，他们参与了许多地标式建筑的建设，包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尊”等，获得了包括“鲁班奖”“詹天佑奖”在内的120多个奖项。
在没人敢坐飞机的时候，逆向思维的周鸿祎践行着巴菲特的名言“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他想到此时竞争对象正处于懈怠，更应该发展一些稳定的代理关系，于是他戴上口罩经常乘坐航程三四小时的飞机南下谈判。从短期来看，周鸿祎临阵磨枪地拓展业务为当年3721卖身雅虎提高了身价；但如果将周鸿祎与雅虎的决裂纳入考量，这个年轻程序员的舍命奔波显然没能取得足够的回报。
疫情导致的销售系统宕机让金山软件也被搞得焦头烂额。雷军发现，在传统的商业模式受疫情禁足之时，网游可以24小时赚钱的业务模式实在过于诱人，失之东隅的金山将更多资源投入游戏开发。2003年年底，由金山软件西山居制作组开发的《剑侠情缘网络版》上线运营，同时在线万，收之桑榆的雷军感叹：“我们终于从盐碱地走进大草原了。”在线游戏从此成为金山不可或缺的一块收入来源。
过去的几年，背井离乡在武汉创业的周富裕从航空路起家支摊儿售卖酱鸭。经过多次试验，他发明了一套独家秘方，酱制而成的“怪味鸭”口味甜辣、回味悠长，在武汉很受欢迎。2002年，周富裕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面，一年下来收入翻了好几倍。周富裕觉得，这是向北京挺进的好时机，春节一过，他便匆匆进京。周富裕没想到，在疫情暴发的北京，他连营业执照都批不下来，只能坐等天时。老天显然不站在周富裕一边，还没等疫情得到控制，他用来贮存原料的冷冻机突然坏了，鸭子大量变质。周富裕的“进京赶考”最后以赔掉50万元而告终，他只能退回到武汉大本营继续做本地生意。
5月7日，一张照片刊登在《武汉晚报》头版，照片中一对男女穿着西装、婚纱，戴着口罩从人行道上走过，正并肩前去拍摄婚纱照。照片的近景中，闯入镜头的人行道栏杆已经虚焦，增加了些许“照片是临时抓拍”的“烟火气”，照片上的情侣踩过条条斑马线，似乎正在从“疫情生活”走向“日常生活”。这张名为《非典时期的爱情》的照片有着天然的感染力，似乎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要回归了。
6月7日，湖北省最后一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出院，全省病例清零，所有疑似病例报告也被排除，全省确定诊出的病例数被定格在7人。
2003年1月至5月期间，疫情对湖北的第三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交通运输、旅游、餐饮、商业零售、会展等行业首先受到冲击，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出现了增幅回落甚至负增长，但短暂的疫情没改变湖北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大局。2003年，湖北生产总值首次越过5000亿元大关，达到5395.91亿元，比上年增长9.3%，不仅超过了全年GDP增长8.5%的预期，还摆脱了湖北经济此前持续了五六年的徘徊局面，回到加速上涨的通道。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让人们更加注意健康风险，人们多少会意识到，比起虚无缥缈的板蓝根，一份保单能带来的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让保险业在2003年迎来急剧增长。这一年，陈东升创办的泰康在就没有做宣传的前提下，保费轻松突破133亿元，保费突破百亿元意味着泰康步入了中大型保险公司行列。
2004年，非典疫情结束一年后，一份意外的“收获”飘然而至：《武汉晚报》记者邱焰凭借《非典时期的爱情》获得了第47届荷赛奖日常生活新闻类三等奖。这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的赛事。获奖消息传回国内却引发了一场官司。照片中的男女双双向邱焰提起诉讼，指出照片是摆拍的，二人本职工作为模特，彼此并不相识。他们都以为，照片被冠以“爱情”之名，对他们的声誉和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照片是一场商业营销的产物，所谓的“非典时期的爱情”确属失实。
曾经挤占了每一寸生活空间的疫情，只剩下零零碎碎的新闻。对于病毒的恐惧、对于自然的敬畏，在慢慢退去、抽离。这片土地上的人不会想到，17年后，将有另一场疫情卷土重来。
